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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明朝的灭亡3 (第1/2页)

当清军于1642年底攻入山东,杀死鲁王朱以派,并掳掠了220万两白银和36万汉人入关为奴之时,手下已经没有可用之兵的崇祯皇帝,只得眼睁睁看着清军在境内来去自如。

在关内,为了应对不断攻城掠地的农民军,崇祯先是于1642年年初,下令释放了此前曾经大败李自成、后来却无辜被羁押三年多的名将孙传庭,但日趋壮大的李自成农民军已经今非昔比,而手下已经没有精兵强将的孙传庭,则在开封城破后的第二个月(1642年农历十月),被李自成击败于河南,随后,明朝“诸将皆望风引避,莫有敢当其锋者”,很多官吏甚至直接弃城出逃,“易服匿草间”。

在河南境内击败孙传庭后,李自成又挥兵进攻湖广重镇襄阳,当时,镇守襄阳的是拥兵二十万的左良玉,这也是崇祯在关内仅剩的一两支仍然可以倚为支柱的大军,结果,左良玉不仅没有守城御敌,反而是在李自成兵临城下前,先是纵兵掳掠襄阳和樊城百姓,然后弃城出逃,致使李自成轻松占领襄阳。

襄阳一失,李自成的军队很沿着汉江进入到了长江中游,并先后攻克了长江中游的重镇枣阳、荆门、荆州等地。

进入崇祯十六年(1643年)后,当年农历五月,另外一支主要流民军队、张献忠所部又攻陷了华中重镇武昌,并处死了楚王朱华奎——张献忠也学习李自成吃福王肉,将楚王朱华奎剁碎了吃掉,不仅如此,张献忠还将攻陷武昌等地掠夺来的六百多万两白银拿出来召集流民、扩大军队。

01

在武昌,张献忠自称“大西王”,建立了大西政权,与此同时,李自成也在襄阳建号称王,对于张献忠的称王举动,李自成颇为不满,当时,明军左良玉部开始反攻张献忠军队,为了避免与李自成部和明军左良玉部两面作战,张献忠于是又率领军队南下进攻湖南和江西等地,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张献忠又率部向四川进发,开始了此后乱蜀的大屠杀之战。

与此同时,此前只是满足于攻城略地、杀人越货的李自成,也开始萌生了与明朝分庭抗礼、争夺天下的想法,就在攻克黄州(今湖北黄冈)后,李自成就发布檄文声讨崇祯皇帝和明朝官方说:

“明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师旅,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

而对于攻克之地的百姓,李自成则发布檄文进行抚慰:“本营十世务农良善,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涂炭。今定承天、德安,亲临黄州,遣牌知会,士民勿得惊惶,各安生理。”

不仅如此,李自成还到处宣传“三年免征,一民不杀”,这对于当时因为大干旱以及明朝官方三大饷重压之下,已经接近生存极限的北方灾民来说,影响巨大,以致于李自成军队所到之处“所至风靡”。

对于这种农民军和明朝官方的人心向背转换,明朝翰林院编修马世奇在与崇祯的对话中指出,在农民军中,李自成比张献忠更可怕,原因就在于张献忠到处屠戮,而李自成却处处收买人心:“今闯、献(李自成、张献忠)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

对于李自成攻城后散财收买民心的举措,马世奇分析说:“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为辞,一时愚民被惑,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

谈到如何扭转困局,马世奇说:“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故目前胜着,须从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须从督抚镇将约束部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

但已经陷入“崇祯死局”的明朝官方显然对于如何扭转人心无能为力,相反,一切现实都在不断加重“崇祯死局”的恶性循环,对此,保定巡抚徐标就在与崇祯皇帝的对话中,愤慨地陈述道:

“臣自江淮来,数千里见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亦仅余四壁城隍,物力已尽。蹂躏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曾未遇一耕者,成何世界?皇上无几人民,无几土地,如何致治乎?”

对于经历大干旱、和农民军、清军交替攻掠、扫荡,造成从华北平原的河北、山东,到华中地区的河南、湖北,华东地区的安徽,华南地区的湖南、江西,到西北的陕西等地先后遭受的重大动乱,徐标以他的亲身见闻,向崇祯痛陈直言:“皇上无几人民,无几土地”。

听到徐标的一番陈述后,崇祯不禁潸然泪下,他说:“皆朕之罪。”

针对明朝官方的溃败,明末清初的学者张岱(1597-1689)后来分析说,明朝末年,明朝官军纪律涣散,动辄抢掠民众,加上三大饷等各种苛捐杂税,使得民不聊生:

“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扑煎熬,民不堪命。”

张岱以当时人和亲身经历者的视角指出,与明末明朝官方的做法相反,李自成农民军在后期改变了初期烧杀掳掠的做法,“自成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得良有司,礼而用之,贪官污吏及豪强富室,籍其家以赏军。人心大悦,风声所至,民无固志。故一岁间略定河南南阳、汝宁四十余州县,兵不留行,海内震焉。时丧乱之余,白骨蔽野,荒榛弥望,自成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

痛心之余,张岱也客观地指出,当时李自成的农民军之所以所向披靡,与民心的归附关系很大:“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

就在这种“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的民心逆向归转下,崇祯和大明帝国的死期,日益临近。

李自成的多次咸鱼翻身、死灰复燃,是明末社会剧烈矛盾的助燃所致。图源:影视剧照

02

面对李自成军队的席卷之势,崇祯越发心慌,尽管他穷尽一切努力,大明帝国内外还是烽烟四起,对此他曾经心有不甘地向臣子们表露心迹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

到了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前夕,他甚至叹息说:“朕不自意将为亡国之主!”

为了护卫大明帝国,被关押三年后释放的名将孙传庭,则率领新军于1642年在河南与李自成展开决战,但由于兵少饷匮等多重原因,孙传庭部很快就被击溃,不得已,孙传庭只得率部进入陕西休整。

至此,到了崇祯十六年(1643年),大明帝国内部仍然尚可一战的军队,只剩下了辽东的边军,和溃逃到湖广等地的左良玉部,以及退守陕西的孙传庭部。

老将出身、熟悉敌我军况的孙传庭,则在退守陕西后积极扩军备战,为了避免加重百姓负担,他故意重点向陕西当地地主和富户绅商开刀,逼迫他们捐款助军,他贴出告示,要求豪强权贵交出多占的屯田,“地不容失一亩,粮不容遗一粒”,拒不执行者,则直接枭首示众。

陕西的权贵富户,恨透了不玩潜规则的孙传庭,也以人民的名义,逼迫孙传庭出关。他们甚至制造舆论,诬陷孙传庭不听朝廷节制,指责孙传庭在陕西养军备战、休养生息是“玩寇糜饷”,是想割据关中,以致“秦人日在汤火中”。

而急于求成、没有清晰判断敌我力量对比的崇祯,也热切期望孙传庭早日出战、剿灭乱匪,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朱由检任命孙传庭为兵部尚书,并总督秦、蜀、晋、豫、楚、江、皖七省军务,全权指挥中原战事。

对于崇祯着急催促孙传庭率领新军出战,兵部侍郎张凤翔再三劝告崇祯说:“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

面对左良玉部怯敌畏战,辽东边军边军为了对抗满人又无法南下的两难局面,张凤翔从当时的局势出发,劝诫崇祯一定要珍惜孙传庭新训练的这支大明帝国最后的生力军,但求成心切的崇祯不为所动,严令逼迫孙传庭出战,孙传庭对此无奈地说:“臣以痴忠,取忌当路者甚众。”“雅不欲速战,见上意及朝论趣之急,不得已誓师。”

出关时,他顿足叹息:“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

从陕西无奈率领新军出战的孙传庭部,随后与李自成军队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九月相遇于今河南郏县,由于恰逢大雨、粮运不继,加上粮道被截,孙传庭所部在回撤过程中被李自成追击大败,孙传庭无奈率军退入陕西潼关,当时,部将劝孙传庭放弃潼关退守西安,但坚持不肯后退的孙传庭决心以死守关,李自成进攻潼关时,孙传庭率领着几千残兵挥刀跃马,奋勇冲杀,最终死于乱军之中,死后连尸体都找不到。

由于找不到孙传庭的尸体,当时崇祯甚至还怀疑孙传统逃命去了,因此不愿意下旨表彰孙传庭,以致一生忠勇报国的孙传庭,至死都未能得到公正评价。

孙传庭战死五天后,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李自成军队占领西北重镇西安,此时,距离北京沦陷和崇祯上吊自尽,还有半年时间。

而生性多疑、急于求成的崇祯,则在继1630年中皇太极反间计处死袁崇焕,1641年又冒进催促洪承畴仓促出战、以致明朝边军在松锦之战中惨败后,又一手葬送了明军在西北的最后一支主力部队,但崇祯并不曾反思自己的过错,而是将责任全部推卸到孙传庭身上:“孙传庭轻进寡谋,督兵屡溃,殊负任使!”

对此,后来晚明遗老们在《明史》中评价说:“传庭死,而明亡矣。”

很多人都看出了孙传庭之死的象征意义,但身处其中的崇祯,却仍然在痛恨尽忠殉职的孙传庭没能为他和大明帝国力挽狂澜。

至死,他还是看不清。

孙传庭一死,明朝在关内再无大军可以平乱。图源:影视剧照

03

尽管才智有限,但是在晚明最后四任皇帝中,崇祯算是个很勤奋的帝王。

相比崇祯那位曾经长达24年不上朝的曾祖父嘉靖皇帝,以及高达28年不上朝的祖父万历皇帝,还有他那长期嬉戏玩乐、声色犬马的兄长明熹宗朱由校,大明末代皇帝崇祯简直就是个劳模——自打1627年以年仅17虚岁登基后,面对晚明以来日益混乱的国政,他先是雷厉风行铲除了权宦魏忠贤,此后他殚精竭虑,每天都早起上朝,夜晚则经常批阅奏章到深夜,因此,崇祯时期,很多阁臣夜晚都经常留宿在紫禁城文渊阁中,以备皇帝不时召见。

有感于明朝内忧外患、财用不足,与奢靡的祖先嘉靖皇帝、万历皇帝相比,崇祯也厉行节俭,他即位后,先是下令停止了苏杭织造,此前,苏杭制造由宫内太监掌管,专门为宫内采购缎匹绢帛,对民间骚扰颇重,对此崇祯下诏说:

“惟是封疆多事,征输重繁,未遑苏豁,乃有织造钱粮,虽系上供急需,朕痛念连年加派络绎,东西水旱频仍,商困役扰,民不聊生,朕甚悯焉……朕不忍以衣被组绣之工,重困此一方民。”

崇祯节俭,甚至衣服破了也还继续穿。有一次他参加经筵日讲,由于内衣袖子破损,露在外面给廷臣看见不太雅观,不太自在的崇祯于是不时用手将内衣袖子塞回去遮掩,发现这个细节后,经筵主讲官于是说:“天子衣服破敝,虽然过于节俭,但这是美德,何必忌讳呢!”崇祯这才不再塞掩手袖。

为了悼念皇子和节约宫中开销,就在皇五子朱慈焕于1640年病逝后,崇祯甚至一度改而吃素,崇祯的外祖母听说后非常心疼,后来进奏说她梦到崇祯早逝的母亲托梦,要外孙崇祯还是要吃素,并劝告说“药补不如肉补”,崇祯这才恢复吃荤,但他与周皇后在此后生命的最后四年里,仍然坚持每月吃素十天,以此节约膳食开销。

节流之外,为了开源,他甚至命令将他的祖父万历皇帝时期珍藏遗留的多年野生人参拿出来变卖,换了几万两银子补贴国用。

但这些对于缓解帝国的财政窘境,甚至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

于是,就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开年,面对由于连年战争国库耗尽,已经走投无路的崇祯帝,只得向满朝文武百官和皇亲国戚们发出号召,希望大家能捐钱筹集军饷,以对抗李自成的农民军。

募捐号召发出后,尽管明熹宗的皇后的父亲、太康伯张国纪带头捐了2万两银子,但其他人中,除了内阁首辅魏藻德捐了500两之外,其他的几乎没有人响应,眼见群臣应者寥寥,心急如焚的崇祯又紧急派出多位太监,分别到大臣和皇亲国戚们家中游说募捐。

太监徐高随后奉命前往崇祯的老岳父、周皇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家中,让他带个头,捐个10万两银子。

此前,在即位之初,崇祯曾经赏赐了一套苏州的豪宅给老岳父周奎,还曾经一次赐给他700顷土地和30名随从尉军。作为当朝国丈,周奎平时非常吝啬,还经常给当时北京城的平民放高利贷,“寝室积钱常满”,收高利贷富得流油——但就是这样一位富豪国丈,却在女婿崇祯和国家危难之际装穷卖傻,任凭崇祯的使者、太监徐高几次哭着哀求都没有用,临走前,徐高对周奎说,“老皇亲你如此吝啬,现在国家危难,以后即使你广蓄钱财,又有什么用呢?”

实在无奈之下,周奎只好勉强答应捐1万两银子。

但崇祯帝认为老岳父周奎实在太不像话,要他至少必须拿出2万两银子,跟前任国丈、太康伯张国纪一样,给满朝文武做个示范,周奎于是就跑到后宫央求女儿周皇后帮忙,周皇后为了面子,只好从皇宫东拼西凑了5000两银子送给周奎,而周奎竟然私底下还贪污藏匿了3000两。

于是,在明熹宗国丈太康伯张国纪和当朝国丈嘉定伯周奎的带头“示范”下,号称当时京城首富的大太监王之心捐了1万两,连同其他皇亲国戚和满朝文武,这次亡国前夕的募捐活动,崇祯一共只筹集到了20万两银子。

尽管只是杯水车薪,但对于火烧眉毛的崇祯来说,这点钱也算是聊胜于无了。

当然,这里面还有后话是,后来崇祯上吊自尽后,李自成率军进入北京城后,检查明朝的国库,发现查来查去,竟然只有“银二千三百余两,又钱作八百,国家之贫至此,可发一笑。”

需要金钱运转的李自成,于是让手下对城内的原明朝皇亲国戚和文武百官严刑拷打逼供,一度哭穷的周奎最后向李自成上交了52万两银子,而太监王之心则交了15万两,李自成在北京几个月,从这些人身上逼索到了7000多万两银子,相比于崇祯“文明劝捐”只得到20万两银子的结果,李自成失了官心,但却得到了实在好处,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对比的讽刺,由此可见明朝在亡国前夕,满朝勋戚和文武百官,很多人都怀着一种“等公司倒闭、换老板、好跳槽”的心理。

对此学者刘守刚指出,“从劝捐事件可以看出,在君主可能失去江山时,具有自己独立地位与权力来源的官僚在背弃君主时是坚决无情的。哪怕是勋戚和宦官这些被君主有意识地扶植起来的人,也没有成为卫护一家一姓政权的力量。

明末思想家黄宗羲的一句话,把这些官僚的心思更加清晰地表达出来,那就是‘天下为主,君为客’;君主不是天下的主人,而只是可以更换的客人,任何人的君位都是可被撤销的对象,官僚也可为不同的君主服务。”

简单来说,大厦将倾,很多人都做好准备,要换公司、换老板了。

明末官僚群体都在观望局势发展,很多人在准备跳槽换老板。图源:影视剧照

04

就在李自成和张献忠等流民大军到处扫荡之时,内外交困之中的崇祯,意外得到消息,说清人皇帝皇太极,已于崇祯十六年农历八月初九日(1643年9月21日)暴亡——据记载,可能死于中风的皇太极死亡当天白天还在处理政务,晚上就突然病逝,这使得清廷内部的多尔衮、豪格等人为了夺权,暂时陷入了混乱。

尽管辽东战场临时歇了口气,但李自成并未停下脚步,就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攻占西安、随后占领陕西全省后,李自成决定正式称帝。

此前,1643年农历三月,李自成在攻占襄阳后自称为“新顺王”,但他显然并不满足于此,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农历一月,李自成在西安正式称帝,并宣布定都西安,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至此,在1644年的中国大地上,同时出现了三个年号,这分别是:大明帝国的崇祯十七年,和辽东满清的顺治元年(多尔衮和豪格经过妥协,最终拥立皇太极的第九子、6岁的福临为帝,是为顺治帝,并于1644年改元顺治),以及李自成创立的大顺国的永昌元年。

正式称帝后,李自成开始发兵,计划取道山西进攻北京,农历二月,李自成先后挥兵攻克山西汾州(今汾阳)、阳城、蒲州和太原等地,除了在代州(今属忻州)和宁武关(今山西宁武境)先后遭遇总兵周遇吉的顽强抵抗,农民军死伤七万多人外,其他地方并未遇到像样抵抗。

宁武关陷落是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一日,此时,距离李自成农民军攻克北京、崇祯上吊自尽,还有18天时间。

作为拱卫军事重镇大同的门户,宁武关陷落,大同也岌岌可危,由于在宁武关遭遇顽强抵抗、死伤惨重,因为李自成下令对宁武关进行屠城——“婴幼不遗”,这种残酷的屠城政策,使得大同总兵姜瓖极为震撼,看到大势已去,姜瓖立即开关投降,随后,宣府总兵王承胤也向李自成递上了降表,当年三月十一日,李自成的大顺军开进宣府镇,“举城哗然皆喜,结彩焚香以迎”,满城军民都庆幸自己没有遭遇战祸,免于身受屠戮之灾。

就在李自成取道山西,即将兵临北京城下之时,崇祯再次想起了迁都南京的计划,为此,他与左中允李明睿多次秘密商谈南迁,但崇祯担心像此前计划迁都一样遭遇群臣反对,因此一直不敢公开此事,一直到农历三月一日宁武关和大同在同一天陷落后,已经接近走投无路的崇祯,决定公开召见百官,商谈南迁计划。

没想到,兵科给事中光时亨首先站出来反对,光时亨激动地说,如果不杀主张南迁的李明睿,“不足以安人心!”于是,其他大臣都不敢再公开讨论此事,死要面子的崇祯无可奈何,只得装样子说:“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

见群臣都不敢附议南迁,崇祯只得违心地表示要坚守京城,与京都共存亡:“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

有意思的是,激烈反对南迁的光时亨,却在李自成进入北京城后,率先投降农民军,在帝国最后的生死存亡关头,光时亨表现得激烈慷慨,但当北京城破之日,他却毫无骨气地屈膝投降。

面对这样不敢担当甚至虚伪无耻的臣子,在某种程度上,也难怪崇祯感慨“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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