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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嘉庆十八年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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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日,北京是个晴天。

内阁中书张大镛今日轮休在家,十分悠闲。午后,他和友人驱车前往法源、枣花二寺赏菊,流连于秋景之中,直到日落西山,才与友人分别。然而,这天晚上忽然雷电交加,让他心生不安。

十六日,天气变得阴沉,刮起了大风。黎明,张大镛忍受着寒意,像往常一样入署办公,经过正阳门的时候,他觉察到了异常。官兵们全副武装,神态紧张,如临大敌。走到外东华门的时候,他问一名街兵发生了什么,那名街兵回答:“老爷尚不知耶?昨夜宫中搜杀一夜矣!”

原来,昨日中午,两股匪徒进攻紫禁城。现在,军队进了皇宫,京城大门也关了。张大镛赶到内东华门的时候,大门紧闭,官员们挤在一起,相互打听消息,犹如一群无头苍蝇。

正如恼人的天气一般,人们的心里也蒙上了一层阴云。

当时,嘉庆皇帝还在从热河回京的路上,宫中什么情况还不知道。这群匪徒有多少人?外面没有同党?还会再进攻紫禁城吗?一时间,京城的官民都陷入了恐慌之中。

十七日,天气依旧阴沉。官兵们挨家挨户搜捕匪徒,只要有行踪诡异之人,立即逮捕。京城大门紧闭,消息封锁,人们自觉危机四伏,却又无法获得信息,这使得北京城变成了谣言的温床。

中午,有消息说圣上车驾回京,一位贝勒在东华门楼远望,清空街道,大开城门,结果等了个空。晚上,禁城外有一处喧哗,全城都沸腾了,有人说太平湖交战了,有人说西长安门被攻破了,还有人骑白马奔驰在街道上,大呼“有贼”!等到半夜,才发现根本就没有一个匪徒。北城有一户人家,丈夫当兵守卫禁城,他的妻子听闻喧嚣声,惊恐之下,竟然上吊自杀。

十八日,北风呼啸,驻守的士兵冻得无“人色”。搜捕还在继续,谣言没有止息。不过,有一个好消息传来,官兵在京城附近的宋家庄抓到了一位名叫林清的贼人,据说他就是进攻紫禁城的策划者。

十九日,天终于晴了。嘉庆回到了京城,局面稳定下来。这位颇有志气的皇帝在乾清门颁布了《罪己诏》,称此次事变为“汉、唐、宋、明未有之事”,愤懑之情,跃于纸上。

二十日,嘉庆召集诸位皇子和王公大臣严厉训话,悲愤地说道:“我大清以前何等强盛,今乃致有此事!”

清廷逐渐搞清楚了事由:一伙名为“天理教”的乱民,约定在九月十五日这一天造反。他们兵分几路,分别在河南滑县、山东曹县等地作乱。其中一路,由林清率领,勾结太监,直接进攻紫禁城。

天理教一事本身并不算大,京城内的战斗只持续了一天便结束了。事发的第六天,搜捕行动就停止了,军队也撤出了京城,被抓的贼人相继押往菜市口正法。一切回到了正轨,但人们心底的惊慌与震撼却久久无法散去。

嘉庆皇帝画像。图源:网络

01

九月二十三日,嘉庆亲自审讯“贼首”林清,想要搞清自己的帝国出了什么问题。

在牢狱中,林清几乎将自己的人生一五一十都交代了出来:家住哪?干过什么?何时入教?何时有了造反的心思?同党有谁?计划是什么?……其中不乏夸张之词,也有为了求饶而编造的东西。不过,和其他要犯的证词一比对,事实就基本清晰了。

嘉庆十八年是乡试之年,天理教一事自然成了在京读书人的热门话题。博取功名者开始思考消除“邪教”之法,说不定就押中了科举的题目。以天下为忧者更关心嘉庆的罪己诏,猜测清廷是否在酝酿一场改革,而自己在其中又能有何作为?后来,有一个名叫盛大士的士人,收集各方信息,写下了《靖逆记》一书,畅销一时。

犯人的供词,军机处的档案,皇帝的起居注,宫中的档案,读书人的笔记……可以说历史给我们留下满满当当的资料去了解天理教。

那是一个隐秘、混乱、不为人所熟知的世界。

明清时期,各种名目的秘密宗教犹如雨后春笋,在大江南北破土而出,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民间世界。除了大名鼎鼎的白莲教之外,尚有罗祖、南无、净空、混元、大乘、八卦、青阳、红阳等教,名目繁多,不胜枚举。从名字可以看出,各教派大都改编佛家宝卷,开创教门。

他们被官方敌视,见不得光,不能在庙宇公开活动,也不能大摇大摆举办仪式。多数情况下,一个师父掌握着一部宝卷,带着一帮徒子徒孙,在家里搞点小规模的聚会,传播教义。

上层精英的精神世界很辽阔,心里装得下家国天下,人生不如意了,也可以从艰深的佛理里寻找意义。底层的百姓不通文墨,没什么修身齐家治国的理想,说的话想的事难登大雅之堂,但不代表他们不想说话。秘密宗教给了他们一个在台面下说话的机会。

当时,有一种信仰流行于各教门中。有一个名叫“无生老母”的神,是所有人的祖先。然而,她的孩子流连于红尘,失去了本性,她便派人下凡拯救世界,让孩子们赶紧回归“真空家乡”。

信众们把历史分为三个时期:青阳(过去)、红阳(现在)、白阳(未来)。无生老母分别派燃灯佛、释迦佛和弥勒佛来统治人类世界。现在,也就是红阳时期,“恐怖大劫”即“白阳劫”将至,席卷人间,弥勒佛随之降生,领导人们驱走黑暗,赢得光明。在劫难中,只有无生老母的信徒可以活下来。

他们的世界很朴实,一个悲惨的末日,和一个终结苦难的预言。

得救的仪式则更加简单。信众只需对着升起的太阳,念诵“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经语。复杂点需要打坐焚香,这样便能得到庇佑。

宋朝画作里的燃灯佛。图源:网络

一般而言,教主都是具备“手艺”的人。他们游走于乡里,或者城市的边缘地带,要么行医治病,要么教授拳术,引诱人们入教。行医时,或使用针灸,或使用按摩,或传授盘膝坐功,病人病愈后,多半拜师入教。教拳则能强身健体,可用于帮会斗殴,也是挣命的艺能。

入教和出教都非常随意。想要好处的人找到更灵验的符咒就会离开,畏惧官府的人压力一大就会割席。有的弟子,去了别的村子,发展了另一批信众,他就成了另一个教主。他可能改名,也可能遥尊自己的师父,用一个复合的名字,比如“老君门离卦教又称义和门”,“东方震卦又称龙华会教”。教主去世了,新人上位,也可能改名。一教多名,多教一名,分支无数,芸芸众生,缠绕在其中。

教众之中有穷人,也有富人,有汉人,也有满人,有农村的,也有城市的。因血缘、地缘而形成的密密麻麻的小社会,盘踞在帝国的底层。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没有通过科举考试获得过功名。

励精图治的皇帝、忧国忧民的读书人,居高临下审视着社会的角落。在他们眼里,民间宗教是邪教,是秩序的潜在反对者,是社会的恶疾,必须予以清除。

其实,教众们大都过着惨淡的生活,日复一日练拳、吃斋、念咒,盼望着大劫的到来。东边发大水了,西边闹粮荒了,家中没钱财了,这些都可能是大劫的征兆,但他们的日子总能过下去。

直到有一个不安分的人勾起他们内心的恐惧与欲望,告诉他们末世到了,该去挣得光明。

02

林清,这个震动京城的人,本质上是一个流氓。

他在京畿附近的宋家庄长大,小时候学会了读写。17岁时,他做了药铺的学徒,有了一些看病的本事。他做过伙计,当过更夫,开过茶馆,当过衙门的书办,做过长随,也搞过一些小生意。天南海北都闯过,去过关外,也到过江苏,最常待的地方还是京畿一带。

他身上有一堆臭毛病,嫖娼、赌博、酗酒,像贪污,诈骗之类的坏事也做了不少。稍微赚了点钱,就立马挥霍光,然后找另一份工,如此循环往复。没钱,没长远打算,却消停不下来。

这样的人与秘密宗教,可谓是相互吸引,天生一对。

教门里鱼龙混杂,崇尚互助。在这里,流浪之人可以有归属感,好事之徒可以凑热闹,林清两者兼是,自然如鱼得水。最重要的是,教门给了林清一个可以敛财的组织结构,和一个清晰长远的奋斗目标。

另一方面,林清心思活泛,能说会道,识字,懂点药草,是传教的一把好手。广大的教众分布在农村、城市的各个角落,安土重迁,而正是林清这样的人,才能打破底层百姓的封闭性,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看到自己的力量。

当时,京畿一带教门众多。刚开始,林清加入了荣华会,平日里朝拜太阳,念念符咒,还要躲着官府的查抄。渐渐地,他的野心越来越大,赶走了原来的教首。他自己说,是因为他“会讲”,别人便要他当教首。站稳脚跟之后,他便迅速和其他教派联系,统一、吸纳、整合了京畿附近的白阳、青阳、坎卦等教。

林清的口才了得,他劝人入教,交种福钱,承诺一倍还十倍,也过上了舒适的生活。然而,教派的潜力还有可挖掘之处,他也不想就这样混下去,正如他对弟子说的:“无福做太平百姓。”

嘉庆十六年(1811),已经是白阳教首的林清南下豫北,结识了滑县人李文成和冯克善。李文成懂点天文,能说会道;冯克善是个拳师,野心勃勃。三人都是不安分的性格,热衷于统一周边的教派。此后,林清多次南下,兜售他的符咒和观点。有一次,李文成在“讲论”中引用林清的观点,战胜了自己的师父,得到了师父珍藏的经卷,夺取了教权。

林清和李文成将他们的观念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新的八卦教组织。林清手底下叫坎卦教,他是大家信奉的领袖;李文成新得的教派为震卦教;冯克善被拉入三巨头之中,是离卦教主。

随着权势越来越大,林清将触手伸向了一些落魄、失势的上层人士。

嘉庆初年,旗人的生活日益困顿,就连官员之家也不能幸免。有一位汉军旗人名叫曹纶,家徒四壁,出外当差仅穿一件破旧长袍,在家衣不蔽体。林清在江苏与曹纶相识,两人同为在外打拼之人,一见如故。

嘉庆十二年(1807)春,曹纶患病卧床不起,一日忽闻叩门声,开门一看竟是林清。林清热情地说:“曹公子一寒至此,清虽薄于力哉,然通财济乏,义也。”立马就拿出白金数镒。曹纶感激涕零。不久,林清又派人送来衣物。曹纶病愈后,两人结为兄弟。此后,曹纶生活上如有困难,林清全力资助。

嘉庆十六年(1811),曹纶被擢升为独石营都司,前去拜见林清,抱歉一直没能还钱。林清故弄玄虚地说:“清之财皆君子赐也。”曹纶不知何意。林清屏退左右,对曹纶说:“仆少孤贫,因遇异人授神术,凡求无不立至者,乃渐丰于财。今传授日众,众推为坎教教主,领八卦九宫。”随后,林清提到有好事者说自己聚众招摇,试探曹纶的心意。

事涉秘密宗教,曹纶自然犹豫,思忖再三回答道:“纶虽不才,岂为负恩不义之人哉?安有拯救于贫乏垂毙之时,不知所报,而反相陷害者乎?愿吾子勿复忌。”

随后,林清教授八字真咒给曹纶,说可以摆脱贫穷。过了很久,曹纶发现符咒不灵,有教众告诉他要亲自向教首跪拜,才会灵验。于是,曹纶带着儿子到宋家庄奉林清为师。

林清结交曹纶,是想利用曹纶的职权谋私,比如借兵丁之名入城买米。曹纶也是出于感恩和求富的双重心理,才与林清越走越近。后来,林清想要邀他参与谋反大计时,曹纶身为朝廷四品命官,却还在观望,“谓事成可得大官,事败亦不至干累及己”。

大约同一时间,太监刘得财也入教了。太监们并不是孤立地生活在皇宫之中,相反,他们与自家亲戚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是皇宫与乡村之间的纽带。刘得财入教之后,常常哄骗一些下层太监拜师,告诉他们入教不吃酒,不耍钱,还有钱拿。有两个太监每月初一都能领到一两银子。

最令人惊讶的是,清朝宗室海康也加入了林清的教派。这些人的加入,使得林清的野心越来越大。

清朝太监的真实样貌。图源:网络

03

我们无法确定林清究竟是何时有了造反的心思,以及天理教之名是何时正式确立的。在林清统合八卦教的时候,反叛之势就已经在酝酿了。

站在人生前所未有的巅峰,林清或许想要效仿白莲教的前辈,谋一番惊人的事业。他向弟子们宣称,红阳大劫已经迫在眉睫,“白阳当兴”。他不想只用麻木的欲求刺激教众,而是直接告诉他们末世来了,该去解救自己了。

林清大力扩张教众的人数和孝敬的钱财,承诺这些捐献会在将来带来回报。“每钱百文,许地一顷,粮食数石,许给官职。填注号簿,并开写合同、纸片,交与本人作据。”朴素的敛财手段。

他与李文成、冯克善三人结拜,自称天王、人王、地王。朴素又古老的结盟方式。

李文成自称“李自成转世”,是未来的统治者。而林清是弥勒佛转世,在人王统治的时期,如同孔圣人一样,相帮李文成。一个皇帝,一个圣人。朴素的政教体系。

林清还嫌自己的头衔不够多,又说自己是“太白金星转世”,又自称刘姓“转世”,教众们皆尊他为“刘老爷”,还作了一首诗:“专等北水归汉帝,大地乾坤只一传。”

人越多的地方,通行的真理就要越简单。劝说精英造反,或许要晓以天下大义,或要搬弄经典。但对于一群没读过书,又对未来充满恐惧的人来说,一份富贵的许诺,一个法力无边的神仙,一个厉害的姓氏,足以将他们捆在一起。

嘉庆十八年(1813),风声已经放出去了:大劫就要出现。孤立的各个教派联合在一起,教首聚在一起商议大事,信众们深入民间,尽可能招徕新教徒。这一年无疑是一个好机会。直隶、河南、山东三省交界的地区,连续两年遭遇旱灾,许多田都荒废了,饥荒也在蔓延。正符合末世的景象。

这一年七月,林清、李文成等人相聚河南道口,共商大计。

当时,林清得到了一部宝卷——《三佛应劫统观通书》,里面有一句“八月中秋,中秋八月,黄花满地开放”。于是众人商议八月十五举事,可是清廷颁布的《时宪书》中竟没有闰八月,起义日期便改成了九月十五。

道口会议上充满了热烈、乐观以至于诡异的气氛。每一伙人都得到了一个目标。林清攻进北京,李文成占据河南滑县,冯克善夺取山东。起义当天,众人头上要扎白巾,暗号为“得胜”,每杀一个人,便要喊一声“得胜”,就能获得力量。山东、河南起义成功之后,便立马支援北京。

很显然,他们无比相信城市会被攻克,清兵会被击退,林清甚至夸下海口:“我们据了京师,不怕皇上不到关东去。”

其实,就在众人展望末世之后的美妙世界的时候,起义之火就已经身处巨大的危险之中了。

七月,在山东的金乡,天理教徒的聚会被发现了。县令很快就写了一份报告,一层一层地递交上去,还到了巡抚手中。两周之后,得到命令的知县抓到了人,也知道一群人准备造反。这个知县要乡绅做好准备,警惕叛乱,也加大了搜捕的力度。

天理教的保密工作非常差。住在乡村的士绅看见亮着的灯火和密谋的身影,铁匠报告有人正在大规模打造兵器,胆小的百姓听到亲戚朋友谈到起义立马告发……事实上,起义之前,很多人都觉察到了叛乱的火苗。

祝现是林清的徒弟,他一家是正蓝旗的包衣,归豫亲王管。他参加邪教的事情很早就被家人察觉,甚至整个造反计划都知晓了。他有个在豫亲王府做雇工的侄子,立马告诉了王府的护卫,王府护卫说这事不归他管,但还是报告了王爷。亲王知道后,并不相信。

后来,侄子又找了一个在教中的族人祝瑞,写了一份证词,准备上交给亲王。祝瑞自觉处境尴尬,磨磨蹭蹭不肯行动,他妻子告诉他:“你能做的就是告诉王爷。如果告发成功,那么一切都好。如果不成,我们最好逃走。”于是,祝瑞骑着自家的驴慢慢进城,等到他告发的时候,紫禁城已经陷入了内乱。

清廷的体制并非闭目塞听,有太多渠道能够提早获悉叛乱,而臃肿的机构实在缺乏效率。即便成功遏制叛乱的金乡县令,反应也不能称之为迅速。

八月底,河南滑县的天理教徒在铸造军械武器的过程中走漏了风声,知县率兵偷袭,李文成等人猝不及防,被捕入狱。李文成的部下被迫提前举事,救出李文成,迅速攻占了滑县。

就这样,天理教起义提早发动了。

天理教起义非常仓促。图源:影视剧照

04

河南滑县陷入兵火的时候,林清的小分队正磨刀霍霍。

他的麻烦主要来自于内部。

九月十二日,教徒们分成小股,装成行商小贩,带着白布和武器,进入京城。有人还没看到紫禁城巍峨的高墙,就心生胆怯了。比如林清的手下李五,本来要带70人,准备了五十把钢刀,结果只有40多人进城。有一对退却的兄弟在供词中说道:“我们弟兄两个商量,如不应他,他必将我们杀害,暂且应允再商量吧。九月我们实没有到林清家去。”

有头领在最后一晚对众人说:“此事去也是死,不去也是死。若能得手,众人皆有富贵。”很多人一进北京就吓破了胆,越想越怕,时不时停下来喝酒壮胆,找借口推脱。九月十五日那一天,到了东华门和西华门的人只有100余人。

紫禁城平面图。图源:网络

到了正午,东华门有两个太监走向宫门,起义者拔出武器,快步冲向宫中。当五、六名起义者冲进去的时候,守门官军毫不费力地关上了大门,其他人被关在门外,只能疯狂乱窜。很多人把白布和刀丢在路旁,狼狈地逃到林清所在的宋家庄。可见起义之草率。

进去的人没有退路,搏命乱杀,他们只能期待找到西门的队友。但终究人数不济,悉数被擒。

西华门倒是冲进了五六十人。他们关上宫门,以拒官军,同时爬上城楼,插上白旗。一批精锐向皇帝居住的养心殿进发,与宫中的护卫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宫里的皇子、格格、后妃等在听到消息后,无不抱头逃窜,乱喊乱叫,宫里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有三个起义者翻越宫墙,想要跳入墙内。皇子旻宁,也就是未来的道光皇帝,立马叫随从取来腰刀、鸟枪,等到枪来,对着一名攀墙的起义者开火,击中一人,还有一人掉了下去。旻宁跑到另外一个院落,看见一个举白旗的首领,再次开枪击杀。

很快,清军的火器营赶来,在隆宗门与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起义者激战。起义者走投无路,分散躲了起来,其中有一个太监假装做事,竟然直到几天后才被揪出来。到了这时,大局已定,起义者一个又一个被俘虏,有人选择了自杀。只有几个人藏得好,趁着天黑,爬上宫墙,侥幸逃了出来。

清人画《平定安南战图》中就有火器营的身影。图源:网络

装备差,没经验,人数少,天理教起义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功。进了紫禁城的天理教徒不是被杀,就是被俘,逃出去的也都被抓了。他们不足百人,却打死了100多名宫廷护卫,也算给这场儿戏一般的起义增添了几分悲壮的色彩。

随后,林清被捕,京畿各地都在搜捕天理教徒。另一边,清军全力围剿河南、山东地区的天理教起义军。

起义军占领滑县后,杀戮官员,屠杀富户,囤积粮食,吸纳叛乱者,安抚城内居民,滑县一下从一万人变成了六万人。起义军时常劫掠乡村,那里有非常多乡绅已经组织起兵力,进行抵抗。由于天理教认为信教者才能得救,所以他们不克制使用暴力,而且劫掠之后,会产生一大批饥民,反而扩充了自己的队伍。

对于一些投降的地区,天理教“并不烧杀,邀买人心”,只要他们同样举起白旗,反抗朝廷。可是,这些人在清军到来之后,往往逃生,甚至还会主动帮助清军剿灭起义军。

最大的问题是,起义军毫无战略思维,在受挫之后,往往不知道干什么,遭到打击之后,只知道采取守势,最后被围困。

十一月初,李文成率领部份队伍出击山东,留下一支队伍守卫滑城。清军在滑城外建立炮台,“掘地道”,还将林清首级悬挂于营帐外,威慑起义军。起义军不为所动,屡挫清军进攻。守城的一名战士轻蔑地向敌人喊道:“欲破我城,须精兵二十万!”官兵射中他的左臂,那名战士拔下箭矢,依然奋勇。正当起义军集中全力抗击扑城之敌时,一声巨响,西南和西面的城墙被清军轰坍了一大段,清军从缺口攻入城内,经过几个时辰的战斗,才拿下滑县。

李文成那一支突围的军队,同样被困住。有人以丰厚的赏赐引诱李文成投降,李文成高呼道:“李文成在此,欲杀即杀,断不肯降!”最后举火自焚,数十名战士拥抱自己的领袖,与李文成一同从容就义。

十二月中旬,天理教起义告终。

05

天理教起义并不是一次成功的起义,但它给清廷的震撼,尤其对嘉庆的心理冲击,不可谓不巨大。

嘉庆即位之初,国家权力依旧操持在乾隆手里。出于后见之明,我们知道清帝国的盛世已经在走下坡路了。生齿日繁,人口危机浮现,一亩田地要养活的人越来越多。科举也渐渐僵化,考生越来越多,考上的人却越来越少。

嘉庆四年(1799),嘉庆以雷霆之势杀和珅,抄家产,整顿吏治。嘉庆九年(1804),白莲教之乱平定,嘉庆也有了可以夸耀的武功,他并没有把人心的变动当一回事,只觉得这是一场叛乱罢了。

和珅。图源:影视剧照

嘉庆十六年(1811),嘉庆亲自撰写了一篇《守成论》。文章里说,汉、唐、宋、明到了中期全都在走下坡路,问题就在于君主自作聪明,变更成法,所以臣子贪功冒进,百姓浮躁,最后导致家国衰亡。嘉庆其实意识到了帝国潜在的衰落,便想将已有的繁荣延续地更久一点,所以甘心当守成之主。只要不再出和珅这样的大贪,只要皇帝以身作则,那么盛世为什么不可以持续呢?

天理教起义是一记响亮的耳光。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嘉庆满怀悲愤地颁布清朝第一份《罪己诏》,其心情可见一斑。就像是一座营造了多年的宫殿,勉励维持其光鲜亮丽,没想到一朝倒塌,露出了残破不堪的内里。

在《罪己诏》中,嘉庆提到了“因循怠玩”的问题。文武官员的推诿塞责,庸碌无为,不思进取,导致了紫禁城被攻击这样的奇耻大辱!与其说是罪己,倒不如说以己之身代众臣之过,实则还是在怪众臣。

天理教事件发生的五天内,他就斥退了六位大学士的三位和六部的三位尚书。一场甄别各级官员的行动也开始了,上至督抚,下至县令,全都整顿一遍,这一行动一直持续到嘉庆十九年(1814)。“守成之君”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吏治整顿,近乎一场“维新”,恐怕他也意识到,再不改革,国家有可能衰亡。

这是一位正值壮年且握有大权的君主,在国内外相对安定的情况下,自上而下进行的一场变革。比之鸦片战争之后的诸多变革,一无外敌窥伺,二无太后掣肘,可谓是天时地利尽在手中。然而,这场变革还是失败了。

嘉庆并没有遭到猛烈的反击,反而像陷入了沼泽中,四周都是绵密的吸力,将他拖入泥沼之中。他想要解决官员的不作为,却被官员的不作为给打败。

嘉庆二十五年(1820),朝中发生了兵部大印失窃案。经查,一名皂吏为了儿子娶媳妇,方便花轿穿过衙门直通街外,竟然在兵部大库后面开辟出一道新门。此事在半年之前发生,兵部人员来来往往,竟不能发现。嘉庆又想起了如梦魇一般的天理教之变,直斥大臣“良心何在”。

这一年,正是嘉庆去世的一年。至死,天理教的阴影都笼罩在他头上。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日,北京是个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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